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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《花间集》想起

2000-05-25 来源:生活时报 李国文 我有话说

1931年鲁迅在《北斗》杂志上,发表了一篇署名长庚的短文:《唐朝的钉梢》。

因为在《花间集》中,有一首张泌的《浣溪纱》词,“晚逐香车进凤城”,写了一个男子钉梢漂亮女子的场面。鲁迅感慨:“一向以为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,今看《花间集》,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。”

这一年初,柔石、殷夫、胡也频、冯铿被捕,并遭杀害。当时,在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中,特务跟踪,几是常事,鲁迅为此也曾搬到别处暂避。这篇看似游戏文字的短文,显然是有感而发。

他提到的这部《花间集》,却是一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。拿起这部晚唐、五代词的总集,从第一首温庭筠“小山重叠金明灭,鬓云欲度香雪”,到最后一首李的“春暮,微雨,送君南浦”,整本书都是男情女爱的浓词艳曲。编选者赵崇祚生平不详,据欧阳序,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同时代的书商,出版家,或者是资深编辑。

看他的艺术趣味,倒相当具有时下一些作家的性意识。这位编选者,对于性描写、情爱的肉感表述、具有艳亵语的词篇,所表现出来的特别偏爱,与中国讲究“道德文章”的正统精神不太一致。这也反映了公元十世纪在南唐、后蜀文人间的写作状态,对于黄钟大吕的大雅之作,到了不屑一顾的地步,大家比赛着在绮丽文字上下功夫。所以,这部《花间集》辑得共十九家,达五百首,悉皆卿卿我我,尔侬我侬,香艳感性,华彩都丽的词曲,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一部除了情爱以外,别无他物的纯软性读物。

从《诗经》起,历代都有类似的选家。所有从事这一工作者,都希望选文达到既无遗珠之憾,也无鱼目混珠的尽善尽美的境界,更希望所选篇目,综合在一起,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全面文学风貌。我也干过这个行当的,深知选准选好选得完善之难。因此,限于水平,限于意趣,选家可能有所偏爱,会有窥豹一斑的疏漏遗失,这是不以为奇的。但也不至于缺乏最起码的公正,不至于发生一得之愚的以偏概全的现象。然而赵崇祚编的这部《花间集》,却使后世读者看到一个不真实的唐、宋之间的五代,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。

我在想,公元十世纪的前半叶,没有大批艳情诗人在炮制,没有大批绮丽诗作在风行,更主要的,没有这位一门心思集香艳词大成的赵主编,在他的“操作”和“炒作”下,这部《花间集》,恐怕也难问世;写书是作家的事,出书可是出版家的事。但我觉得应该引起思索的,是这位出版家坚持只选同类项的作品,其它一概置之不顾,如此理直气壮地表现出他的偏嗜,就不仅仅是一时的文学潮流,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之然了。

当时是怎样的风气呢?欧阳受“卫尉少卿字弘基”(是否即为赵崇祚,已无考)之约,为《花间集》作序,这样介绍:“有唐已降,率土之滨,家家之香径春风,宁寻越艳,处处之红楼夜月,自锁嫦娥”,为孟蜀宰相,蜀亡,入宋,为翰林学士,这自然是指像他这文人加官僚的浮华生活而言。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,那就更是骄奢淫佚,放荡堕落,不知伊于胡底了。前蜀王衍,终日与狎客词臣,酣饮赋诗;后蜀孟昶,沉湎于歌舞,放荡于伎乐;南唐的李、李煜,则更是不问国事,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,耽于安乐,迷于奢纵,一直到国破家亡,所以,侈汰浮靡,淫乱颓唐,是这一时期上层社会,从统治者,到贵族,到官僚阶层,至士大夫的时尚。

时尚,或者风气,也就是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点,人生哲学,精神世界,审美情趣的总趋势,一旦形成了,必然要发生好的或坏的影响。文学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,不可能自外于社会,因此,好的周围环境,文学会随着发生良性的变化,反之,也会给文学带来不利的后果。所以,风气所至,时尚所及,第一,先后左右作家的写作,第二,就要左右读者的阅读,第三,读者的阅读需求,为出版家提供市场,第四,读者、市场、出版家联手,促使作家生产适销对路的作品。于是,出现好的,或者不甚好的文学潮流,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
《花间集》,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,作家被潮流吸引,都去写这类香艳文字,读者被潮流所导向,也一窝蜂地跑到书店里去买这类谈情说爱的作品。然后,供求双方的互动,出现了赵崇祚这样的书商,出版了这部艳词大全,反过来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文学风景,应该是多彩多姿,《花间集》只能是其中的色彩也许更绚丽些的一面,但只有这一面,而无其它,会给人一种错觉,好像五代十国那个时代,真如欧阳在书序中所言:“绮筵公子,绣幌佳人,递叶叶之花笺,文抽丽锦,举纤纤之玉指,拍按香檀”,是一个伊甸园式的无忧天堂,那当然是这位舍人的自说自话了。

其实,唐末,至五代,至宋代,是一个乱战频仍,打得不可开交,灾难不断,老百姓水深火热的时代。唐末、五代之人食人现象,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之一。所以,《花间集》中那些沉浸在绮筵幽会,含情无语,绣屏灯斜,锦帷鸳被,暮雨朝云,旧欢新梦,晚逐香车,驰骤轻尘的快乐男女,不过是闭着眼睛,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。

就以《花间集》这部书的自身命运而言,也证明那半个世纪的战乱,对于中原和长江流域一带的毁坏,到了山河颠覆,荡然无存的程度,绝非花间派诗人笔下所写的那个轻歌曼舞的样子。

五代的《花间集》版本,到了宋代,就绝迹了,可见战乱毁灭的彻底性。近人李一氓是研究《花间集》版本的权威,对于这位叫赵崇祚的出版家,与序中提到的卫尉少卿字弘基,究竟为一人,抑或为二人,再无史料可寻,不由得发出连宋人“已不能详五代时人时事,殊可异”的感慨。由此看到那真实的五代,是饱受战争荼毒的时期,绝非《花间集》里莺歌燕舞,花好月圆的升平世界。所以,南宋诗人陆游,为现还存世的宋版《花间集》作跋时,愤而写道:

“花间集,皆唐五代时人作。方斯时,天下岌岌,生民救死不暇,士大夫乃流宕至此,可叹也哉!或者,出于无聊耶!笠泽翁书,”

这种发自良知的谴责,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。

陆游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,竟写出那样优哉游哉的文字,义愤于色,感慨不已,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试想,不是一个作家,而是全体作家,都把脑袋扎到裤裆里,国家,民族,土地,人民,一概置之不理,那是无法不让从北宋逃亡到南宋,饱经忧患的爱国诗人,大动肝火的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回顾这段历史:“唐之文,涉五季而弊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弊”,也就是这半个世纪内追求绮丽,竞作香艳,形成互相效尤的潮流。正是这种不健康的文学潮流,使得一代作家对于时代,对于现实,对于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的失语,而出现文学史上的空白。

这种潮流所向,裹胁所至,有时候连大家、名家也会造成良知迷失,失去自矜,难以自持,而随波逐流。大文人韦庄的悲剧,就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例子。晚唐诗坛重镇的他,由唐至蜀,成为王建门下要客,视作心腹,官场得意之后,竟把自己当年那首发自内心,控诉唐末战乱,反映现实生活的长诗《秦妇吟》(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),藏之名山,束之高阁。看起来,健康的文学潮流,能够推动文学的进展,但流行的,并不等于是有益的文学风气,有时也会阻碍文学的进展。来到蜀中的韦庄,见大家都香艳,也不得不随之香艳,而且,他一香艳,“朱唇未动,先觉口脂香,缓揭绣衾抽皓腕,移凤枕,枕潘郎”,果然超水平发挥,成为花间派的领衔诗人。

现在已经难以了解,官做到吏部侍郎平章事的韦庄,要悄悄地藏起《秦妇吟》的底里。我想,很大可能是,他觉得这首具有浓郁时代特色,与人民心声相通的作品,与当时极尽“流宕”和“无聊”之能事的蜀中文风大相迳庭,于是,不但不自诩因此诗成名的“秦妇吟秀才”这个雅号,也不将此诗编入他的《浣花集》中,到了晚年,甚至讳莫如深地不许子孙再提此诗。直到本世纪初,这首不见天日的诗篇,才在敦煌石窟中重新被发现。

由此可见,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,是需要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、出版家、书商、编辑、选家共同体现出良知和责任来精心营造的。

千年以前的《花间集》,处于唐诗、宋词,中国文学两大峰巅期的中间枢纽地位,花间派诗人在艺术上的独特价值,对于文学的贡献,仍被后人推许。宋·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:“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。诗到晚唐、五季,气格卑陋,千人一律,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,后世莫及。”陆游在跋二中也承认:“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,以后诗衰而倚声作,使诸人以其所长,格力施于所短,则后世孰得而议。笔墨驰骋则一,能此而不能彼,未能以理推也。”

不管怎么说,花间派诗人的艺术成就,是经得起岁月推敲的,这是他们的过硬之处。而时下那些靠“操作”出来的热闹,多少属于胡闹,靠“炒作”出来的红火,基本属于虚火,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学泡沫而已。这恐怕也是某些出版社和书商不择手段的做法,也包括某些作家迫不及待的行径,令人不齿的原因吧?

读一读《花间集》,学一学古人怎样写爱,写情,写性,以及了解一下这派诗人之长长短短,或许不无裨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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